安娜.O的治疗引起了弗洛伊德对催眠的兴趣。早在1882年，弗洛伊德就从布洛伊尔那里了解到安娜的病例。1885年10月，弗洛伊德到巴黎跟随夏科学习催眠，前后有六个月时间。他把安娜的病例告诉了夏科，但夏科对此并不感兴趣，这给弗洛伊德浇了一盆冷水。1886年，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开了一间自己的诊所，并与玛莎结婚。这时的弗洛伊德，要么是沉醉于新婚燕尔的快乐之中，要么是鉴于他那位前辈同乡梅斯梅尔的遭遇而有些犹豫。总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还是限制自己只使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包括电刺激、水疗法、按摩疗法等（Jones，1953，Chapt，12）。“由于对治疗结果不满意，他从1887年12月开始使用催眠，显然，他试图想把病人的症状压下去。”
从夏科那里，弗洛伊德知道了癔症并非是一种女子特有的疾病。但在催眠方面，他更倾向于南希学派，虽然他们和以夏科为首的萨尔拜特利尔派水火不容。南希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伯恩海姆认为，催眠就是“诱发一种增强人对暗示的感受性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一开始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例如，他曾接诊过一个女病人，这个病人名叫苔莎，25岁，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佣人，接连几个星期在夜间醒来就半裸着身子跑到大街上，几乎不吃东西，体重急剧下降。弗洛伊德诊断她为癔病，并给她做催眠治疗。
他把指尖轻轻地放在姑娘的眼皮上，说了些安慰的话。等姑娘入睡后，他便暗示说，她本来是个健壮的姑娘，她的病会好的；她用不着害怕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她的胃口会好起来的，夜里也能睡得安安稳稳。十分钟后，他唤醒了苔莎。苔莎睁开眼睛惊讶地叫道：“医生先生，我都不相信，我饿得慌呢。我要买一个甜面包圈儿，在回家的路上吃。”（欧文.斯通著，朱安等译：《心灵的激情》P。379）
催眠治疗的这种基本框架至今亦然。但弗洛伊德在一开始使用催眠疗法时，安娜的所谓“谈话疗法”就始终在他脑际萦绕。为了对催眠有更多的了解，弗洛伊德曾于1889年专程到法国拜访了南希学派的两位催眠大师伯恩海姆和利波特，并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讲述了“谈话疗法”的过程，但和夏科一样，两位大师对此反应极为冷淡。伯恩海姆甚至告诫他：“那样做无异于让医生去充当听人忏悔的牧师。”弗洛伊德再次陷入孤独之中。但他并没有退缩，他决定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探索下去。
1889年，弗洛伊德给埃米.冯.N夫人进行了治疗，这个病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病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想通过催眠来达到宣泄（catharsis）的目的。这可以看做是精神分析在治疗理论上的第一个假设，即：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癔症症状）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情感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而不带情感的回忆几乎不产生这种效果。（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25页）
这里要强调的是，弗洛伊德在一开始就把处理情感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创伤性事件必定伴发有相应的创伤性情感，渲泻并不是单纯的记忆再现，而必须要包括与其相伴的创伤性情感才会有效。可以说，正是考虑到了情感这一因素及其在文化中的意义，才有了后来精神分析中的一系列理论假设。
埃米.冯.N夫人40岁，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庭，23岁结婚，丈夫是个显赫实业家，比她大很多，婚后不久即死于中风。这之后的14年中，埃米一直为各种病痛所苦，频繁在各地旅游，接受过电疗、水疗等。她有两个孩子，他别为14和16岁，患有神经过敏。几个月前，埃米的病情加重，有抑郁、失眠、疼痛，被推荐到弗洛伊德处就诊。弗洛伊德建议她与孩子分开，住到疗养院去，以便可以“天天去看她”，埃米接受了。
弗洛伊德几乎是按照日志的方法逐一记录埃米的治疗过程，在讨论中，他把重点放在说明癔症的发病机制和各种症状的关联上。这里我们从治疗的角度做一点简单的说明。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埃米“是施行催眠术的一个很好的对象”（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59页），因此，他一开始用的仍然是催眠暗示：我只要面对着她，握住她的一个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于迷茫和糊涂的样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好，她的所有症状将会改善等等。她闭着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听着这些话，她的面部逐渐放松，显得很平静的样子。（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59页）但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弗洛伊德不再满足于单纯地让病人接受暗示，他开始在催眠状态下与埃米谈话，并引出了埃米的一连串童年的经历：傍晚，在催眠状态下……我问她为何如此容易受惊，她答道：“这与我很年幼时的记忆有关。”我问她什么时候，她又说：“最初是我5岁时，我弟弟和妹妹经常向我扔死的动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晕倒和痉挛。但我姑妈说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应当有那样的发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样的发作；当我7岁时，我出乎意料之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灵柩中；8岁时，我弟弟经常披着被单，扮成鬼来吓唬我；9岁时，我看见姑妈在灵柩里，她的下颌突然掉下来，我再一次地受到惊吓。”（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60页）
在随后的治疗中，弗洛伊德采用了大致相似的方法，对埃米实施催眠，叫她讲述她的每一个症状的起源。他询问埃米，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什么引起她的恐惧、令她呕吐、或者让她心烦意乱等等。埃米的应答是唤起了一连串的记忆，通常还伴随有强烈的情感。
之所以如此做，弗洛伊德说：“我的治疗旨在扫除这些画面，使其不能再展现在她眼前”。在传统催眠中，扫除这些画面主要靠治疗师的暗示，病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暗示；而弗洛伊德在这里则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与病人对话，让她谈出这些画面，即所谓“渲泻”，以此来达到清除的目的。不难看出，对埃米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安娜的“谈话疗法”的延续。但弗洛伊德并不只是停留在对病人施行催眠上，他在探索这种方法的意义和可能达到的治疗效果。“渲泻”显然已经包含了“压抑”的意义：
当患者处于正常心理状态时，这些经历完全不在他们的记忆中，或只是以非常扼要的形式存在于记忆中。只有在催眠状态下讯问患者时，这些记忆才像最近的事件那样鲜明地呈现出来。（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27页）
但此时，弗洛伊德关于压抑和意识层次划分的观点还未明确。直到后来，当他详细地阐述了压抑的本质和潜意识的意义之后，才做出了精神分析治疗的第二个完整的理论假设：一旦潜意识的内容上升到意识层面，病人的症状就会消除。
随着治疗的进行，埃米逐渐适应了与弗洛伊德的谈话方式，而且在醒觉状态下也能谈出她既往的一些经历。这可以说是自由联想法的萌芽。
精神分析与催眠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从一些文献上看，弗洛伊德在世时就已经有人认为，精神分析不过是一种暗示（suggestion）。但弗洛伊德一直都在批驳这种观点，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与暗示有着本质的不同，甚至把精神分析比喻为“金子”，把暗示比喻为“黄铜”，这种口吻与他一贯的掌门人气派并无二致。尽管如此，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犹未平息。例如，英国学者Fisher就提出，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都可以归结到催眠当中，夏科本人就曾宣称，弗洛伊德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费希尔（Fisher）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都是基于催眠而提出来的。事实上，弗洛伊德一直在使用催眠，只是他所用的诱导方式不同，他称之为“自由联想”。弗洛伊德的治疗室设置，他那些奇特的、富于异国情调的摆设、墙纸的颜色和样式、他的声望、他本人在治疗中的表现，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即刻的暗示。弗洛伊德很清楚，所有的催眠其实都是自我催眠（self－hypnosis），他只是推进了来访者的这种自我暗示过程，并且没有使用喋喋不休的言词去影响来访者，而那些缺乏经验的治疗师在治疗中总是说个不停。
费希尔（Fisher）的说法肯定要招致正统精神分析家的痛斥，甚至闹到开除他的会员资格，就像当年APA对待霍妮那样，不过好在他本来就不是精神分析师。Revenstorf等把诱导出现的入静也称为催眠，并将其深度分为四个等级：浅催眠、嗜睡、木僵和梦游。（Revenstorf等著，赵旭东译：《催眠治疗与催眠现象》，《云南精神医学》2000年第一期，第55－61页）以此而言，把自由联想比为催眠状态亦不无道理。当然，把精神分析等同于催眠未免失之偏颇，但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则至少在治疗技术上是可以讨论的。例如，中国的来访者对“自由联想”的接受程度就很值得研究，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原文作者：李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