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阶段”是拉康正式贡献给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一个主题，也是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首度创新，此概念构成了贯穿于拉康全部著作中的一个持续的参照点。早在1936年举办于马里安巴的上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他就提出了这一概念。然而，1936年的文本从未正式发布，当时的发言稿也为拉康自己所遗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镜子阶段》是拉康重写于1949年的版本。】
十三年前我在我们上届大会上引入的镜子阶段的概念，虽然此后曾或多或少地受到法国群体的使用，但是在我看来它并非不值得重新唤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现在对于它在精神分析就此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中澄清的“我”的功能来说。对此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经验使我们反对一切直接源自“我思”（cogito）的哲学。【即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传统。由于这些哲学强调意识优先而泯灭了无意识，故拉康说精神分析经验与“我思”哲学是截然对立的。】
小孩子在某个年龄上（大约从六个月左右开始）会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并不能确定一个准确的时间点），虽然他在工具智力上不及黑猩猩，然而却已经能在镜子中如此识别出自己的形象。这种识别是由“顿悟”的启蒙性模仿标明的，这在柯勒（Kehler）看来表达了“情境统觉”这一智力行为的关键时期。【沃尔夫冈.柯勒，1887-1967），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其代表作有《猿的心智》。】
事实上，此一行为立即会在孩子身上重新唤起了一连串的动作，他从中顽皮地体验着这一形象所承担的种种运动与其映照出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复杂的虚像与他将其“双倍化”的现实的关系，即他与他自己的身体，以及他与他身边的人乃至物体的关系。
对孩子而言，这是一扣人心弦的场面，孩子还没有开始“宝宝学步”，但是他却能够在令人狂喜的扑腾中，努力将他的姿态悬置在一种多少有点倾斜的姿势上，以便再现自己这个形象的某个瞬间的模样，从而将其在脑海中固定下来。
这种活动在我们看来一直到十八个月大都保持着我们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不旦揭示了一种迄今仍有争议的力比多动力，而且揭示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该结构是融入在我们关于“偏执狂”的认识的众多思考中的。
【拉康在此以“偏执狂的认识”指涉的是萨尔瓦多.达利。他早年曾阅读达利的《烂驴》，随即要求会见达利。在这篇文章中，达利描述自己在偏执狂发作的状态下工作，以期在画作中创造出某种能同时再现两种事物的“双重视境”，这两种事物既不因扭曲而变形，也不是不正常的东西。此一创作过程之所以如偏执狂一般，是因为其再现得无微不至的现象界可借此双象升至某种执著，从而深度掌控观者与艺术家的知觉。拉康1932年的博士论文《论偏执狂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达利阅读后大加赞赏，虽然他未曾引用过达利的著作，但是其博士论文仍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达利的影响。瓦隆的镜子实验，拉康在阅读时也是透过达利的“偏执狂的认识”来处理的。孩子眼中的镜像不仅是其快乐的来源，而且对孩子而言也是一个超现实的形象，正是在此异化形象的捕获中，“我”得以构成。因此，拉康说镜子阶段揭示出的本体论结构符合于他对偏执狂的认识的思考。】
处在此“幼儿”阶段的小孩子沉浸在运动无能及对喂养的依赖之中，这家伙对其“镜像”的狂喜接受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典型情境中表现“我”在其中沉淀于（或“陷入”、“突进”）一种原始形式的象征矩阵（matrice），此后他才在与“小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得以客观化，并且语言才在普遍性中为他恢复其主体功能。
此外，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一形式归入一个已知的登记，则可将其指定为“理想我”（je-ideal），在此意义上它也将是那些次级认同过程的根源，从中我们在这个术语下（即镜像形式）认出了力比多正常化的诸多功能。但是重点在于这一形式将“自我先于其社会规定而安置在一条对于单一个体而言将永远不可缩减的虚构线路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会渐进地接合于主体（我）的生成，而不管他必须借以作为“我”来解决他与其自身现实的不一致的那些辩证合题的成功与否。【此处指涉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正题、反题与合题的三段式。】
这是因为主体借以在一个幻象中，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外在性中，将原本完整形式的身体只是以“格式塔”方式提供给他，当然此形式是主体的构成性的而不是被构成的，况且，它是在将其凝固的一种身材高低之中并在将其颠倒的一种对称性之下（即非对称）显示给他的。
如此这个“格式塔”——其完整倾向（pregnance）必须看作是与“物种”相联系的，尽管其运运作方式仍然是难以识别的。这个“格式塔”还富有着把“我”与将自身投射于其上的雕像，与那些操纵他的幽灵，最后与他制造的世界，在一种歧义的关系里建立某种机器人（automate）式的连接（即刻板连接）并形成种种对应。
事实上，对于这些“意象”而言，我们的特权是，在我们的基于日常经验和象征效力（“效力”即象征与所能指代的意义的程度）的半影（penombre）中，看到它们的那些遮上面纱的脸孔显出其轮廓——镜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假如我们信赖“自己身体的意象”在幻觉中和在梦中呈现的镜中布局【即指的是镜像的左右颠倒的特征。】，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判断，我们的个体特征，甚至是其缺陷或来自客体（对象）的投射。或者假如我们注意到镜子装置在那些“双重显现”中的作用，那些异质的精神现实就从中表现出来。
【此处的“双重显现”可以理解为，在作为幻象的镜像中，一个人不仅发现了自己与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界定了自己与客体以及这个世界的关系。】
这样的“格式塔”过程，对有机体而言可具有一些构成效果，这一事实是由一个生物学实验证明的，这与“精神因果性”是如此的相异。雌鸽的性腺成熟是以看到一个同类为必要条件的，其性别则不那么重要——该条件是如此的充分，以至于只将个体安置于一面镜子的反射范围也可得到这样的效果。同样，迁徙的蝗虫在世系中从独居形式到群居形式的过渡也是通过在某个阶段上使个体暴露在可见于一个类似形象的排外行动中而获得的，只要它是由一种与其种属的那些特征充分接近的风格的种种运动所激活的。这些事实都登记在作为构成性并且作为爱若性的美的意义的“同形认同”秩序中。
【关于雌鸽的性腺成熟，见：哈里森.马修斯（L. Harrison Mattews）的《视觉刺激与雌鸽的排卵》，载于《皇家学会学报》系列（生物科学）第126卷（1939）：第557-560页。关于迁徙蝗虫的发展，见舒万（R. Chauvin）的文章，载于《法国昆虫学会年鉴》（1941年第3季）：第133页，第272页。】
但是那些被设想成异形认同（指动物对环境的认同）的拟态的事实，就它们提出了空间对于活体的意义而言，并非没有在此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比起试图将它们缩减到所谓适应（环境）的首要法则的那些可笑的努力，心理学的概念（指已有的心理学概念，因此拉康需要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未必更不适合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回想起罗杰.凯卢瓦的思想（他当时还年轻，并且刚刚与曾培养过他的社会学派决裂）在此问题上曾发出的那些昙花一现的闪光，以“传奇性神经衰弱”这个术语，他将“形态的模拟”归入在其去现实化的效果中的一种空间的强迫。【参见：罗杰.凯卢瓦，《拟态与传奇性神经衰弱》，载于《米诺陶》第VII卷（1935）。】
我们自己也曾指出，在将人的认识作为偏执狂来结构（可理解为建构）的社会辩证法中，人的认识比动物的认识更加自主的原因在于“欲望”之所在，但是它同样将人的认识限定在超现实主义者的不满显露于其中的那一“少许现实” 里。【“少许现实”一词出自超现实主义者安德雷.布勒东。】这些促使我们思考，在镜子阶段表现的空间的捕获中认出了我们自然现实的器质性不足（因为人的这种自然的不足，所以需要对环境进行拟态）。
镜子阶段的功能从而在我们看来是作为意象功能的一个特例表现出来的，该功能在于建立机体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或者，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在于建立“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是这种与自然的关系，由于机体在其内部的某种开裂【在拉康使用的众多生物学隐喻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植物荚角的“开裂”（dehiscence）。当植物成熟时，其结构自然会生长出裂缝，诸如豆荚和袍子突然开裂的情况。同样，孩子幻想出的完整的自我也注定要经历某种开裂。】，由于新生儿头几个月的不适征象（指源自母体的胎象残留）和运动失调流露出的一种原始不和谐[此处的“不和谐”似乎影射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和谐说”。而受到了改变。椎体系统（发育问题）与母亲机体的体液残存等未完成的解剖学事实，证实了我们人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出生的特异性早产儿”。
个体的形成，投射于历史中的时间，“镜子阶段”是其中的一出戏，其内在推力从“不足突进（precipiter）到预期”。而对于被捕获在空间认同之圈套中的主体而言，它谋划了从身体的破碎形象到称作为“整体”的矫形（orthopédique）【暗指所谓“刚直的儿童”其实脆弱并破碎不堪。】以及相继而来的种种幻想，最后化为披着“异化身份”的盔甲，它将以坚固的结构标记出他的整个心理发展。由此从“内部世界”到“外部世界”的循环的断裂便造成了“自我”清查的无穷积分（quadrature）。【拉康的晦涩用语，即数学上的“化为等（面）积正方形”或“化圆为方问题”，转义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分析的运动触及到某一个体“强烈崩解”的水平时，这个破碎的身体便时常在梦中出现。它因而是在分离的肢体和显形于外视镜中的器官的形式下出现的，它们长出翅膀拿起武器，这些体内的迫害在其十五世纪登上想象的巅峰的幻想家杰洛姆.波希【1450-1516，尼德兰画家，其画作以诡异怪诞著称。】的绘画上永远地固定了下来。但是，此一形式也确实显示在分裂症或痉挛、癔症症状的幻象中。
相应的，“我”的形成是通过一个有堡垒保护的营地甚至一个竞技场而在梦中得以象征的——从内场到其围墙，到其四周的瓦砾和泥沼，分布着两个敌对的阵营（主体与外部世界），主体在那陷入了对高耸且遥远的“内部城堡”的寻找，【“身体城堡”乃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文学主题，拉康概况一探，目的在于借题抒发自己的寓言性论述。】其形式（有时并置在同一剧本中）以惊人的方式象征着“它我”（即非我，镜像中的自我）。同样，在此处的精神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结构——其隐喻突然自发地出现，就好像源自于主体的症状本身——来命名倒错、孤立、重复、撤消、移置等强迫性神经症的诸多机制。
镜子阶段经由认同于相似者的“意象”和原始嫉妒的悲剧，包括理想化的认同，开创了由此将“我”联系于既定社会情境的辩证法。
【夏洛特.布勒，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早年曾师从桑代克，从事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晚年加入心理学“第三势力”与马斯洛、罗杰斯、弗兰克尔一起创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拉康在此指涉的是其早年著作《从出生到成熟：儿童发展心理学大纲》。他在儿童“互易感觉”的事实中揭示出发生在儿童早期的认同过程。】
正是这一时刻使得人的一切知识被断然翻倒在小他者欲望的中介中，经由他人的竞争而将其对象构作在一种抽象等价中，并把“我”变成这样一个装置，本能的一切推力对此都将是一个危险，即使这一推力符合于一种自然成熟——此一成熟的正常化本身从而在人身上则取决于某种文化的介入：正如俄狄浦斯情结之于性对象那样。
我用“原初自恋”来指称这一时刻特有的力比多投注，按照我的观念，“原初自恋”这个术语揭示了关于语义学的潜在的最为深刻的看法。它阐明了在援引“破坏本能”甚至“死本能”时找来界定此种力比多与“性力比多”的动力学对立，以便说明“自恋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与在跟“小他者”的一切关系中甚至在最为乐善好施的帮助关系中得出的“侵凌性”之间的明显关系。
事实上他们触及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关于存在的否定性，其现实受到了存在与虚无的当代哲学的强力推动。
但是不幸的是，存在主义这种哲学只在意识的自足的界限内来把握存在的否定性，由于铭刻在它的那些前提中，这种意识的自足便将其依仗的自主性的假象与“自我”的种种“构成性误认”链接了起来。这种智力游戏，虽然特别沉浸于分析经验的借入，但是却在要确保一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自命不凡中达到了顶点。【此处为拉康对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批评。】
在一个社会为了“不再承认实用性之外的其他功能”而作出的历史性举措之后，在个体面对其出现看似补偿了这一努力的集中营式的社会联结而产生的焦虑之中，存在主义基于其给出的那些实际上是由此产生的主体性僵局的辩白而对自己作出了评价：一种只有在监狱的高墙下才如此真实地显示出来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意识超越任何情境之无能的介入要求，一种性关系的偷窥狂—施虐狂的理想化，一种只在自杀中得以实现的人格，一种只有通过黑格尔式的谋杀才获得满足的“他者”的意识。
我们的整个经验都是与这些观念相对立的，因为它使我们离开了将“自我”设想成是以“知觉—意识系统”为中心的，设想成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起来的，与认识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科学主义的偏见便表达在该原则中——以向我们指出，要从将其刻画在安娜.弗洛伊德小姐极力肯定的所有结构中的误认功能出发：因为如果“否定”表现了其显在的形式，那么其效果就仍然大部分是潜在的，只要它们没有在“它我”表现于其中的命定水平上为某种反光照亮。
由此“我”的诸多形成特有的这一惰性便得到了理解，我们可从中看到神经症的最为宽泛的定义：主体经由情境的捕获给出了疯狂的最普遍的表述，即那种存在于疯人院围墙中的疯狂，以及那种以其噪音及其狂怒震慑大地的疯狂。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对我们而言是灵魂的激情【拉康在此暗指的是笛卡尔的哲学著作《论灵魂的激情》。关于“灵魂的激情”，参见《笛卡尔哲学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331-427页。】的操练，就好像精神分析天平的秤杆——当我们计算其威胁在整个共同体上的倾斜时——为我们给出了城市的激情的减缓指数。
在当代人类学固执地勘探的这一自然与文化的结点上，精神分析独自认出了那个爱必须永远将其拆解或斩断的想象的束缚之结。
利他主义的情操在看穿了慈善家、空想家、教育家甚至改革家行为背后的侵凌性之后，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们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救助中，精神分析能够陪伴垂危病人直抵“你即如此”的狂喜的限度，在那里给他揭示出其必死的命数，但是将他带到真正的旅途开始的那个时刻，却不在我们作为实践者仅有的能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