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拥有漫长而古老的饮酒历史。陶器、青铜器考古出土发现，大约距现在4000多年的中国夏代，酿酒技术就相当成熟。上古时期有两位真正的酿酒大师，一位是夏禹时期的仪狄，酿酒甘美；另一位是夏第七代君主少康，他发明了秫酒。到了商代的中晚期，人类社会掀起了一个饮酒的高潮，再往后便是我们熟知的酒圣杜康，他生活在晚一些的东周时期，所以有人说，杜康的酿酒技术实际上承传于少康。
西方有关于酒的更为古老的记载。公元前3000年左右安吉人就第一次制作出了啤酒，大概在公元前一个半世纪，意大利人马克思.卡图记录了最早的葡萄酒配方。公元800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代），阿拉伯炼金术士发明了蒸馏术，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应用使酒精的规模化生产（而不是酿酒）在阿拉伯世界成为可能。
总体看，大多数饮酒者是男性，其中嗜酒者中男性是女性人数的5倍。饮酒的男人们普遍认为“小酌”有益于身心健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足以证明“酒精疗法”是自古以来的一种普遍而适用的情绪、情感调节方法。不过，当一个人因为过度饮酒而形成身心依赖时，酒就不再是一个有益的东西了，反倒变成了需要“戒断”的精神活性物质。
过去，我们习惯用“嗜酒者”“酗酒”或“酒精中毒”来描述对酒精的过分依赖，目前倾向于使用更为严格的词语来界定这种行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酒精依赖综合征”来代替这些用语。所谓的“酒精依赖综合征”，专指因过度饮酒而导致的身心不良状态，包括（1）为满足心理需求而不间断地或周期性地摄入酒精，或者（2）为避免无酒精摄入所产生的不适感而持续摄入酒精。
但请注意，酒精依赖者对酒精的“耐受性”并不一定出现，这一点与其他活性物质有明显不同。
无论我们怎样为自己寻找喝酒的正常理由，或者进行自我安慰，我们都必须看到：酒精滥用与依赖早已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其破坏性远远超过其他成瘾行为。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2001年有一个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酒精依赖在美国的终身流行率高达13.4%，相当于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符合酒精滥用与依赖的标准。俄罗斯等高寒地区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在中国，每每因为过度饮酒、醉酒导致的行为失控，在互联自媒体上并不鲜见。
由于酒精总体来说是一种抑制性药物（也是选择性兴奋剂），常常导致酒后个体的情绪与行为管控力减弱，判断力下降，极易出现行为风险。所以，车祸、打交警、行为失当、自杀、强奸等事件常常与酒精滥用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酒精滥用是攻击行为及躯体伤害的常见原因。在美国有一项调查（Brewer,Morris,et,al,1994）发现，超过半数的汽车事故损伤与酒精滥用有关，另有40-50%的谋杀、40%的人身攻击和50%的强奸与酒精滥用有关。不仅如此，在一些崇尚酒文化的地区，脑萎缩等器质性损害与酒精依赖也高度相关，尤其是那些长期醉酒或者长期间或性狂饮酒者，其脑萎缩的风险极高。有大量的资料显示，大约37%的酒精滥用者同时患有并发精神疾病。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男人们之所以对就情有独钟，是因为酒可以解除压抑，释放冲动，激发想象力。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将进酒》作为千古绝笔。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曾有对酒恰如其分的赞美诗篇：“它使秘密得见阳光，它让希冀不被遗忘，懦夫成为战场勇士，心头重担瞬间释放，艺术之光因其指引而更加辉煌。问世间谁能不为这欢腾的杯中物歌唱，又有谁不愿去汲取这透明的宝藏！”
当然，这些只是诗人笔下的美好，实际上酒精的坏处的确不容忽视。日本有句谚语说“一朝饮酒不得停，酒精终夺人性命！”中国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第一杯人喝酒，第二杯酒喝酒，第三杯酒喝人！”以此劝导人们饮酒要适度，不可酗酒。
酒精滥用与依赖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酒精摄入对大脑功能的渐进影响：当我们摄入量较少时，酒精可以刺激特定的脑细胞（快乐中枢）并令其兴奋，帮助大脑释放存在于体内的“自生鸦片”——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当摄入量较高时，酒精作为抑制剂会缓解大脑功能的运作，抑制脑兴奋递质——谷氨酸盐的释放，从而减缓大脑部分区域的活动。抑制谷氨酸盐的分泌会损伤大脑的学习能力，并影响高级中枢的判断力及推理能力，同时造成自控力下降。由于个体的自我约束控制力下降，此时的饮酒者会不自觉地放纵自己尽情畅饮。随着酒精摄入进一步进行，醉酒程度加深，饮酒者的很多运动性失调症状会开始显现，各种躯体感知觉（冷、疼痛等不适）变得麻木。他们感到温暖、舒适且自我感觉爆棚，现实的不愉快一扫而光，自尊体验明显提升，原始全能感、胜任感油然而生，自信满满。这个时候，即便是偶遇的陌生人也会变成知己。醉酒者放下了一切烦恼，开始进入一个不真实的、充满想象的完美世界……。
对饮酒者而言，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02%（20mg/100ml），就被认为属于酒后状态，这个时候如果驾车，属于酒驾。如果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08%，则被认为处于醉酒状态（而不会考虑当事人的酒量），驾车就属于醉驾。醉驾状态的当事人，其肌肉间协调合作、对速度的判断以及视力都会有问题，思维判断能力受损，甚至思维混乱，尽管当事人自己觉得可以安全驾驶，实际上行为异常危险。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5%时，大多数个体的神经平衡几乎全部打破，甚至会出现昏厥。这种毫无知觉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当酒精含量超过0.55时就会导致死亡。
与醉酒直接关联的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它与一个人的饮酒量并不是具备一致性，因为不同的个体抵抗醉酒的能力是有区别的，这首先是反映了在“解酒能力”上的差异。解酒能力指酒精的代谢能力，它取决于以下因素：（1）饮酒者的身体状态；（2）胃中的食物量及状态；（3）饮酒的时间长短和速度；（4）个体的酒精分解代谢能力（通常与胃、肝脏和肾脏有关）；（5）个体对酒精的耐受性；（6）饮酒者的态度及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女性对酒精的代谢效率较男性低，因而女性摄入较少的酒精就可以产生醉意。当然，饮酒者的个人意志力和警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或克服摄入大量酒精后的醉意，并保持清醒理智状态。
饮酒对性欲望和性能力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从身心角度考察发现，酒精带来的第一反应是对性的抑制减少，正所谓“酒壮色胆”，但同时也减弱了性的功能。这正如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所说，酒精“激起欲望，却带走能力”。
除此之外，醉酒可能带来“记忆丢失”，醉酒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在醒来后却是“一片空白”，近期记忆严重丢失（严重时可诊断为科萨科夫综合症）。另一个与醉酒相关的严重后果是“宿醉”，即一种轻型急性酒精中毒状态，它是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酒精之后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表现为隔夜休息后，出现头痛、眩晕、疲劳、困倦、恶心、反胃、发汗、极度口渴、认知模糊等症状。
为什么会出现宿醉现象？这是因为尽管体内的酒精已经完全排出，但肝细胞无法将酒精代谢后的遗留的有害物质（譬如乙醛、甲醇等）全部清除，从而造成急性中毒症状。所以，宿醉现象常常与当事人“大量饮用劣质酒品”有关，健康饮酒者需谨慎选择酒的品质。
最后，酒精滥用最严重的后果是出现“酒精戒断性谵妄”，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精神疾病状态，过去称作“震颤性谵妄反应”，即，长期无节制饮酒后，突然停止摄入酒精，就会出现各种症状，完整的症状包括：（1）对时间和地点的定向力丧失，例如可能不认识医院的方向，错把医院当成进监狱，或者认不出自己的朋友；（2）形象而生动的幻觉，主要是一些快速移动的小物体、小动物，例如老鼠、蛇、蟑螂等；（3）极度恐惧，害怕这些动物会恐怖地变形和变幻体型大小；（4）易受暗示，容易因暗示而立即产生幻觉；（5）手部、舌头和嘴唇明显震颤；（6）其他附属症状，譬如出汗、发烧、心律不齐、舌苔厚及口臭等。
酒精戒断性谵妄的发作通常会持续3-6天，之后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当患者醒来后恢复正常，除了少许自责外，几乎没有别的遗留症状。令人遗憾的，大多数戒断性谵妄患者并不会因此而戒酒，经过数周或数月后大都还是会恢复饮酒，并开始新的一轮病情发作。
个体对酒精以及含酒精饮料不仅有心理渴求也有生理需要，导致酒精滥用和依赖的心理社会因素也较为复杂，学术界除了从生物学和遗传学角度考察其成因外，主要强调心理社会因素对这一成瘾行为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影响因素有：
（1）父母的引导与家族习俗。首先是父母自己的示范作用，当然，不恰当的“禁忌”也是造成酒精成瘾的重要因素。父母对饮酒的态度，以及对童年及青春期接受的管教方式，包括对其同伴交往的管理，对饮酒习惯的养成都很重要。考察发现，父母的饮酒习惯及酒精滥用与子女的酒精滥用有极高的一致性。一些缺乏正面效应的禁酒措施，不仅无助于减低子女对酒精的兴趣，相反推高了他们对饮酒乐趣的心理期待。研究指出，父母的嗜酒问题，同时也会增加家庭中负性生活事件的不可控性，进而导致消极情感，使子女与物质滥用的青少年接触，从而促使他们在儿童晚期、少年初期就开始各种物质滥用。
（2）人格特征及心理易感性。从专业上说并不存在“酒鬼人格”一说，但个体使用酒精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心理防御方式。譬如通过大量饮酒来麻醉自己，或者释放、宣泄自己，或者自我疗伤？这些防御与当事人的人格类型是高度相关的。近些年的许多研究发现，有物质滥用或依赖问题的人，其并发的心理人格问题以反社会人格、成瘾障碍（自体行为疾患）和品行障碍居多，其中，反社会人格者的物质滥用比例相当高，而在酒精滥用的个体中，有57.9%的人存在人格障碍，其中22.7%属于反社会人格（数据来源：《异常心理学》第13版4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3）减轻压力、降低紧张和放松。典型的酒精滥用者大都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不能够直面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不愿意承受生活的压力，于是选择“借酒浇愁”，因而难以做到饮酒适度，并以酒精滥用、醉酒来麻痹自己或以此获得短暂放松。另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将酒作为减压工具也许只是局部现象，最重要的还是当事人的饮酒动机。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是否摄入某种酒精饮品，是由个体自己的偏好决定的。动机与当事人对酒的认识有关，与价值观有关。动机决定一切，而且这种动机是可以被强化的，心理减压往往只是饮酒的附带效果。
（4）婚姻及亲密关系的焦虑。有亲密关系支持，处于积极的人际关系中的个体，即使饮酒也不会轻易滥用酒精。也就是说“喝快乐酒不易醉”。这时个体对酒精的代谢能力、耐受性会提升，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正是如此。相比之下，那些缺少亲密关系支持的成年人，在面临悲伤或冲突之后，通常选择借饮酒来释放被压抑的情感，这是常见的过度饮酒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当婚姻关系面临危机时，尤其是那些引起“伤害或自我贬低”的危机，当事人很容易陷入过度饮酒模式而不能自拔。而且有证据显示，人在负性情绪下对酒精的分解代谢能力会下降，更容易醉酒。
（5）社会期许与亚文化认同。研究指出，一个人的认知期待对于饮酒习惯的建立有关键作用。实际上，你自己怎么看待饮酒和酒文化，你所处的亚文化环境（社会的及组织的）如何对待饮酒行为，将成为你是否选择饮酒的重要参照。许多年轻人初入社会，之所以选择饮酒是因为他们坚信，饮酒可以让自己在同伴中更受欢迎，并且他们视“狂饮”为一种“英雄壮举”而不是酒精滥用。也就是说，人们饮酒习惯的建立大都出于成人社交的需要，在置身其中的社交圈子里，社会期许是要求个体做一个“耿直的”、“重义气”、“够朋友”、“懂社会”的人，而“是否能喝”以及在酒桌上的表现，可能成为赢得此类评价的风向标。
精神医学对于酒精滥用和依赖的主要治疗手段是药物，其中，戒酒硫是一种可以使人在饮酒后产生强烈呕吐的药物，用于阻止服药后的饮酒行为，但这一方法是消极方法，很少单独使用。另一种“卓有成效”的药物是环丙甲羟吗啡酮（naltrexone），它是一种对抗性麻醉剂，通过阻断饮酒产生的快感来减弱对酒精的渴求，降低饮酒动机，适用于那些对酒精有强烈生理欲望的个体。目前，相关戒酒的药物研究成果在不断更新中。
就酒精滥用与依赖的心理治疗而言，个体心理治疗、家庭治疗、伴侣治疗、行为与认知行为治疗、团体治疗等是可用手段。总体来说，轻型酒精滥用以心理治疗为主，重型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则应以住院条件下的药物治疗为主。对于大多数酒精滥用与依赖的患者来说，戒酒的动机和决心是第一位的，联合使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两种手段也许是必要的。
（南岛/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