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精神分析理论历史上，反移情的概念与移情一样，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这是因为移情与反移情似乎原本就是分析治疗关系中不可回避的两个现象，代表着治疗关系主体间的不同侧面，并且极具模糊性和争议性。这种争议主要源于不同理论流派对概念的内涵界定不一致，譬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有传统与整合之别，概念诸多内涵之间相互重叠，等等。临床分析工作者需要小心鉴别。
关于移情，弗洛伊德曾将其视为分析工作的阻碍或妨碍。按照他最初的理解，分析工作的初衷原本是通过自由联想与解释，揭示患者被压抑的童年记忆或创伤，而患者的移情（无论是对分析者的爱或者恨）似乎妨碍了这一严肃理性的工作。不过弗洛伊德随后发现，移情并非与患者童年的创伤经历无关。事实上，如果能恰当地理解患者对分析者的移情性情感，移情就不一定是分析工作的阻碍，而是一种治疗性资源。因为移情代表患者对早期客体（人物）被压抑的情感的浮现，它是这种情感移置到分析者身上的过程。因此，移情不仅不是对分析的阻碍，而是分析工作的重要前提，是推进分析进程并获得疗效的有力手段，也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治疗技术之一。
那么什么是移情呢？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是指病人通过与分析者建立治疗关系，将自己儿童早期所受挫折或创伤（真实的或幻想的）及其所带有的强烈情感和情绪逐渐暴露出来，并移置到分析者身上的过程。因为移情作用，分析者变成了患者“爱”或“恨”的对象，但究其情感体验的本质，却是早年心理创伤在分析关系中的重现。在分析情境中，患者在分析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复活，因此自然地把适用于过去某一情境的情感和态度转向分析者这一治疗性的客体，并试图重复过去的体验。患者对重现过去创伤体验的执着，也被称之为“强迫性重复”。
面对患者的移情，分析者如何反应？弗洛伊德设想的理想情形是保持平静、理性而客观，即“客观、匿名、节制”的态度——弗洛伊德使用的术语是“均匀悬置的注意”状态。这一设想源于分析者对患者移情的处理，以此避免被患者的移情所困扰。基于这一认识，分析者须以“理性关怀”方式对患者在移情关系中呈现的材料进行分析解译，并把它放回其起源的历史背景与事件中。如果分析者在治疗关系中也对患者也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充满激情的爱或恨，又会怎么样呢？这就说明分析治疗者出了问题，这就是反移情。
不难理解，反移情是一种与移情类似的情感或情绪，只不过它发生在分析者身上而不是患者身上，是分析者指向患者的移情，或称“反向移情”。探究反移情的来源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分析者的无意识冲突、态度和动机以及神经质需求、欲望和焦虑在治疗中的显现，是分析者防御和主观投射的结果。弗洛伊德认为，反移情的产生既然是基于分析者的需要而非患者的需要或治疗关系的需要，它就会对分析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分析者应努力克服它。
不过弗洛伊德的移情、反移情的传统概念很快受到质疑，其理由在于：为避免出现反移情，分析者势必要将自己置于某种“静态”的治疗者角色，并通过固定的设置来“隐藏”自己的情感及情绪。持批评态度的理论家甚至质疑，那种过分追求“匿名”的非应答性分析（躺椅+自由联想）设置，其本身或许正是分析者的另一种巧妙的防御或伎俩，从而远离坦诚与治疗性互动。
（二）
最早指出这一缺陷并试图改变弗洛伊德反移情概念内涵的是人际精神分析学者，他们指责要求分析者绝对保持情感中立的观点其实是将分析者凌驾于患者之上。第一代人际学者包括费伦齐、拉克尔、沙利文等人，他们从人际互动的角度看待反移情，认为心灵的基本构成不是彼此分隔的独立结构，而是互动的场域，不同的人相互之间会唤起不同的反应；第二代人际学者包括汤普森和弗洛姆，他们大大扩展了反移情的临床内涵。弗洛姆认为，分析者应珍视自身对患者的反应，因为这种坦诚反应正是患者需要知道和理解的，分析者审慎而建设性地表露个人感受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汤普森进一步认为，分析者对患者的个人体验更多地是由分析情境本身所激起的，也是根植于分析情境之中的。在他们眼里，反移情被认为是分析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关键特征。
人际学者对治疗关系中的人际互动本质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只不过他们不恰当地使用了“反移情”这个词，用以描述分析者对患者移情的反应。事实上，无论是强调治疗关系中的人际互动场域，还是强调分析者在与患者当下关系中的坦诚表露与真诚关怀，人际精神分析学者彻底改造并歪曲了弗洛伊德的反移情概念，并赋予其完全不同的临床内涵。在他们眼里，反移情不再是分析者自身问题的投射，不是分析工作的阻碍，而是分析者对患者移情的场域互动或响应，是治疗所必须。显然这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解。或者说，人际精神分析学者强调了弗洛伊德所遗漏的另一重要方面，即：面对患者的移情，分析者如何做出治疗性响应。
我们用一个较为典型的移情为例来说明“反移情”与“治疗性响应”之间的区别。如果一位因幼年长期遭受父亲性虐待而使“父女关系被扭曲和欲望化”而陷入内心冲突的女患者对她的男性分析者产生了情欲化移情，分析者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分析者可能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或性饥渴，对患者移情做出迎合反应，他感到兴奋并被诱惑，甚至将其见诸行动和这位女患者发生性关系，这就是反移情。但也可能，分析者基于对患者的“融入性体验”（神入）或共情，容纳患者的诱惑性情感，理解患者的内心挣扎，知道患者真正需要什么，同时能直面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感受，并且以某种合适的方式给出解释反应，将移情转化为不带欲望的父女深情，从而帮助患者修通“父女关系”的历史创伤。分析者的这些反应，显然是对患者移情的角色体验或治疗性响应，不应归为反移情范畴。
不难看出，人际精神分析家对反移情内涵的重新定义，无异于是对弗洛伊德反移情概念的彻底的偷梁换柱，即：以治疗性互动代替反移情的传统内涵，以完成对弗洛伊德概念的否定。这或许与精神分析阵容的政治斗争及分析家的个人情结有隐晦的关联。我想，自从费伦齐与弗洛伊德之间发生了关于儿童时期的乱伦是一个事实还是想象的争论开始（前者坚持认为患者讲述的童年性虐待不是一种本能幻想而是一个事实），这种粗陋改良似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将反移情概念的临床内涵无限扩大并推向极致的，是一些客体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派、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家，他们在描述分析者对患者移情的感受或反应时，常常沿用“反移情”这个术语，并将其视为对反移情概念的整合。其中，为数不少的分析家将移情、反移情过程与投射认同机制相联系，强调分析者对患者的反移情是通向患者内心世界的关键途径，它揭示了患者的动力学信息，也是患者与分析者双方对患者过去人际关系的共同重演（朱迪思﹒楚斯特，西奥多﹒雅各布森等），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投射认同机制是合适的，但未必是在说反移情，其中尤以比昂对反移情的理解最为极致。比昂认为，分析关系中分析者面对患者的移情就会出现反移情，分析情境的本质特征是双方根本地“纠缠”在一起，并且是治疗所必须的。
以所谓“整合”的观点看待移情和反移情，移情就不仅仅指患者对其与创伤有关的重要关系对象的情感的转移，而是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对分析者的反应，其动力学基础是人际互动或投射认同。与此相对应，反移情则是对患者移情的移情，或者说是对移情的反应。反移情成了分析者对治疗过程和患者的情绪的、认知的、行为反应的总称，或者说它是分析者对患者的移情行为的综合反射。
当一个或一组概念的内涵如此宽泛，以至于可以涵盖其他一切别的相关概念内涵时，它就离开了特定所指，不再是一个具有约定内涵的有用概念，只能算作一种充满歧义引发误解的说法。弗洛伊德之后的许多分析家，因为对反移情概念的篡改，在列举某一个案治疗时往往不得不花些功夫来讨论、澄清“反移情”这一复杂内涵的概念，其目的无非是想区分：哪些反移情是分析者自身问题的投射？哪些是分析者面对患者移情压力时的自然反应？哪些是具有α功能的治疗性反应？譬如，温尼科特将分析者在患者移情压力下所做出的正常反应说成是“客观反移情”，用以区分因分析者自身问题投射而形成的“主观反移情”。与客体关系理论一脉相承的南美派分析师Heinrich Racker受克莱茵的启发，提出将反移情分为“协调型”和“互补型”两类，前者指分析者对患者（对早期客体的情感）的感同身受（对患者的共情），后者则意味着分析者设身处地地体会这一情境中的早期客体对患者的感受（对早期客体的共情）。
反移情概念的宽泛性、复杂性以及临床内涵的不确定性，已经在精神分析临床话语层面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学员：“我不明白来访者为什么总是间或地提出和我结束分析关系，并且每次都以推迟付费来配合这种意愿，可我从来没同意过。而 这一次，她终止咨询的态度似乎很坚决。我该怎么办呢？”
督导：“你想怎么处置她的建议？”
学员：“和往常一样，我告诉她我不同意她的请求，因为我感觉她像是——在抽风！她和我的关系就是这样，纠结得很。再说啦，我也不想轻易失去这样一个长程咨客，毕竟她是我进入这个职业的第一位来访者，我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几十个小节……”
督导：“为什么你不尝试一次同意她暂停或者结束治疗关系的请求呢？或许那样做更符合她的愿望。”
学员：“因为很明显，对她的治疗并没有结束。譬如，她的亲密关系问题，特别是和男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而且我感觉得到，她并不像是要真的和我结束关系。”
督导：“是你更需要这段治疗关系，还是说她需要？”
学员：“我想彼此双方都需要吧。这里面有我的反移情，但这对她来说也许是必要的。我的意思是说，她需要一个安全的对象，一个可以依靠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开她的‘母亲’，这是我的判断。”
督导：“这样说吧，当母亲递给孩子一块面包，并要求孩子吃下它，孩子说我不要，母亲说不行，不允许！这是在表达什么？”
学员：“支配，控制，或者保护。”
督导：“你能否确认孩子需要这种保护？或者，你确认她不是在用‘结束分析关系’来检验你作为母体的宽容？”
学员：“嘿嘿！不知道，这要看她到底怎么回事了……”
时至今日，“反移情”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涉及分析者各种可能反应的伪理论概念，无论从其中衍生出的是分析者意识中的责任感还是强烈的焦虑。其后果是，关于反移情的各种合理化的说辞，极易变成分析者掩盖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以至于无法做出治疗性反应的托词，或者成为分析者就自身问题的投射进行开脱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三）
弗洛伊德的反移情概念是一个经典的描述。准确理解反移情，首先需要我们要回到弗洛伊德的传统概念上，而不必赋予反移情过于宽泛的临床内涵。和移情一样，反移情作为分析者对患者的移情，是分析者将自己针对早期客体的内心冲突、欲求以及和个人情结相关联的焦虑无意识地转移到患者身上及治疗关系的结果。因此，不应将反移情看成是移情的对应物，它不是分析者对患者移情的必然反应，更不是治疗性互动不可或缺的动力性因素。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几乎所有的反移情都指向分析者自身欲求的满足，而与治疗无关。
那么，移情的对应物是什么呢？移情的对应物不是反移情，而是分析者的“角色体验”，或者可以称之为“角色响应”。尽管这种角色响应在一开始仅仅起到建立或加固治疗关系的作用，不一定具有明显的疗愈功能，但随着移情关系的渐进发展，最终以分析者治疗性“角色响应”的反复出现为条件，患者被治愈。如果进行片段性描述，移情与角色响应（体验）的产生是这样一个过程：面对患者的移情以及因“移情性投射”施加给分析情境的人际压力，分析者通过“内摄性认同过程”即被赋予患者移情所规定的情感角色，并被迫做出符合这一角色要求的反应。注意，这个“角色”并不依赖于分析者的主观偏好，不是分析者的自主选择，而是由移情关系的“剧情”所决定的，它是患者与幼年的父母或者别的重要人物的内在客体关系在分析情境中的再度重演。不过，上述“被迫”一词并非指分析者被动屈从于患者的意志或移情压力，而是指分析者放弃自身的情结性欲求，完成“现象学悬搁”，基于共情或神入以及对患者潜在愿望的准确感知而进入移情性“剧情”之后的自然反应。
不过，分析者的反移情常常与角色体验或角色响应并存，可能对分析者的角色出演这一过程产生影响。患者因移情产生爱与恨、或者爱恨交织的情感，必将触动了分析者的内心，即使是整合良好的分析者也必然受患者移情的扰动，激起难以处置的心理动力并以此引发各种情感体验与反应。从理论上说，分析者对患者移情的反应往往十分复杂，它可能是分析者的反移情，也可能是分析者基于对患者共情以及对移情的准确理解而产生的角色响应，或者两者皆而有之，分析治疗者需要理性识别这些不同的反应。其中，提供“理性识别作用”的是对患者移情、自身反移情以及角色响应始终保持理性观察或敏感觉察的那个“分析家”角色，临床上可称之为“理性观察者”。
据此，分析者关于患者移情的一个完整反应模式将包括：①分析者的角色响应；②分析者的反移情；③分析者的理性观察角色。
上述模式中，移情是患者内在客体关系的投射及力比多在治疗关系中的转移，它是引发分析者角色响应及反移情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患者的移情会经历两个重要阶段，即：从“想象性移情”发展到“象征性移情”。所谓“想象性移情”指缺乏关系互动依据的移情，而“象征性移情”则指具有关系互动证据的移情。
一开始，患者往往依据对分析者的表面特征的感知而产生移情，它是患者的主观投射过程。譬如，一位女患者在首次晤谈时即向她的男治疗师表示：“我需要一个父亲，而您就是我要的那位‘父亲’，找到你我就有救了！”这就是一个想象层面的东西。随着治疗关系的继续，分析者内摄了患者移情中的“父亲”角色，并做出了符合患者（通常是潜意识的）心理期待的父亲角色的反应（譬如，他容纳了患者的女儿般的任性，或者他做出了患者所期待的惩戒反应），患者通过对分析关系及分析者“父亲”形象的认同，终于找到了分析者身上的“父亲”证据，这时，想象层面的移情就发展成为符号学意义上的互动。
但是，分析关系中的“父亲”并非患者现实关系中的父亲，移情与角色响应反映的只是一个涉及“父女关系”的动力性互动过程，而且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因此这个阶段的移情被称之为象征性移情或称“符号学层面移情”。
如果说想象性移情是患者选择治疗师并进入分析关系的前提，那么毫无疑问，象征性移情则对分析进程以及患者的内在客体关系的整合与修通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它不仅促进了分析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且使得分析关系具有与患者移情内容及互动细节相匹配的动力特征。其中，分析者的基于良好共情或同理性融入（神入）所产生的角色体验及响应，是推动患者产生象征性移情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患者的移情，如果分析者产生反移情，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分析者的反移情不符合患者移情所规定的角色，结果是对分析形成干扰，甚至破坏象征性移情。此时的患者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结束治疗关系，或者将移情艰难地维持在想象层面，并继续施加分析关系以某种胁迫性的人际压力，直到分析者做出符合患者期待的角色响应。这种状态下的分析是不可能取得进展和疗效的。第二，分析者反移情契合患者移情所规定的角色，恰恰与治疗所需的角色体验（响应）相重叠，其结果是加强了治疗互动中的动力性元素，并获得偶然的疗效。不得不指出，这种状态下的分析属于“歪打正着”式的治疗。
就分析关系而言，我们需要谨记关于反移情的相关提示：大多数情况下，反移情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它会对分析构成干扰；分析者始终需要对分析关系的诸多方面保持敏感觉察，缺乏理性觉察的分析（即使是有疗效的）是偶然而盲目的分析；分析者对自身反移情的敏感觉察，不仅取决于个案的独特性以及与分析者自身问题的关联性，而且多数情况下取决于临床分析情境中分析者的“理性观察者”是否清晰，是否与反移情保持“有距离”的观察。最后，我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理解别人的深度永远不可能超越自我理解的深度。因此，尽管反移情难以避免，尽管有时候反移情不一定就不具备治疗价值，但分析者仍须致力于不断觉察、识别自己的反移情，并维持与之相关的自我分析及个案督导工作，这样才可能免受反移情的困扰，确保自己在分析关系中对患者的移情做出符合治疗需要的角色响应。
（南岛/向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