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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1:鲍恩(Murray Bowen)系统家庭治疗的几个重要理论概念

管理员 201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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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中国文化的一项特殊而关键的内容。这既反映了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注重个体生活的“历史延续性”倾向,这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所在。同时,这种注重“家”及“家族”的文化,也有可能导致个体的自我价值被消解于家庭系统的惯性作用之中,偏重于强调个人对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忽视个性化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家及家族观念是构筑中国文化并影响个人生活的根基,它存在于个体的观念及潜意识中,也被深深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中国的心理治疗师对于家庭治疗理论倍感兴趣,也有较大的临床实践空间。

  总的来说,家庭治疗是一种把关注的焦点置于人际关系互动上的心理治疗模式。它认为,个体只有在互动和系统(家庭)中才能被呈现、被阐述、被理解,个体面临的许多困扰实际上是关系的困扰,是个体所在的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不是个体问题独立运作的结果。因此,实施心理干预的重点对象应当是关系和系统,而不是个体本身。

  基于这一认识,一些关注家庭的治疗家们开始了对个人与家庭关系方面的探索,为后来系统家庭治疗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家庭治疗也受到社会工作的推动与促进,将家庭引入治疗范畴内,给家庭治疗的实现提供了借鉴。家庭治疗师们坚信,控制个人生活的力量来自于外在,来自于家庭。以此为基础的治疗则将努力的方向转向了改变家庭结构及成员间的沟通和互动。

  莫瑞.鲍恩(Murray Bowen),美国精神科医生,系统家庭理论的奠基人。鲍恩最初是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师,20世纪40年代末(1946年)以来,他在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中对家庭关系的作用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他曾在乔治敦大学待了31年,创建性地发展出一套内容广泛的家庭治疗理论,激发了一代学生的热情并成为国际知名的家庭治疗运动领袖。

  总的来说,鲍恩倡导的家庭系统治疗(BFST)是一种思维方法而非单纯的干预技术,治疗的关注点是多代关系网络的家庭对个体和情感及情绪的塑造。鲍恩的理论有两个最主要的假设:其一,家庭成员间过度的情感联系和家庭功能失调有着直接的联系,自我分化是家庭成员必要的成长目标。其二,在上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会趋向于传给下一代,即多代传承理论。我们要理解鲍恩的理论,就必须先理解构成该理论基础的几个极为重要的连锁理论概念。


一.自我分化

  自我分化是是鲍恩家庭系统理论(BFST)的基础概念,它指一个人的理智与情绪在心理上分离以及将自我独立于他人之外。

  人存在情绪、情感与智力三个系统,它们对当事人的行为构成引导作用。其中,情绪系统是与本我相关联的部分,它赋予生物进化的动力,如进食、交配、休息、做窝等,是原始自然的系统。情感系统则是情绪系统与智力系统之间的纽带,它可能像冰山的一角突现于意识领域,也可能潜藏于无意识中,它是大脑最晚进化的部分,也是人类的独有领域。智力系统可理解为是理性意识系统,它指的是认知、理解、推理以及复杂的思想能力。在鲍恩看来,对人的行为构成指导作用的是情绪与智力,但情绪系统居于首位,它是先天的或本能的引导系统,智力系统则居于第二位。

  鲍恩观察发现,大多数人呈现出自动行为,仅受直觉、感觉和情绪所引导。另一些人能够在低焦虑状态下运用思维进行决策,但在高焦虑状态下又迅速地变为自动行为。不过还有一些人则在不同条件下都能保持其理性思维能力,他们似乎能在指导系统中进行挑选,在自动行为与思维选择中进行变换。上述不同表现显示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为了描述这种差异性,鲍恩提出了“自我分化”概念。

  鲍恩认为个体的成长过程,就是自我从其情感(情绪)所依附和寄托的家庭系统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即自我分化。自我分化对个体成熟和心理健康而言是最为关键的个性变量。分化关注的是个体与关系,强调人们在面对外界要求的紧密性的压力(即焦虑状态)时,由于不同的个体对压力的敏感程度不同,且他们在压力下所维持自治能力的水平也不同,这就显示出他们有着不同的内在分化程度。

  自我分化涉及内在关系与外在人际接触两个方面。从内在关系上看,分化是指个体智力(理性意识)对情感(情绪)的识别能力。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人可以很好地识别情绪(冲动)并平衡理性与情绪的关系,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情感,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不被情感冲动所左右。而自我分化水平低或未分化的个体几乎不能很好地识别情绪并将理智从情感中分离出来;他们的智力被情感所淹没,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理性的思考。

  从外在人际层面看,分化意指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同时体验到亲密和独立的能力。良好的自我分化的个体能在家庭中同时维持独立自主和情感连接的平衡。他们在与人相处时能够保持一个清晰的自我感,面临人际压力时能够基于理性去坚守自己的信念。因此,这样的个体在与他人相处时能保持灵活的界限。自我分化低的人,其行为更多地基于自动化的情绪反应,而缺乏理智的判断。他们容易受外界及他人的影响,在人际交往中出现“融合”、“粘连”的状态,即在情感上与他人黏附与纠缠。纠缠与自我分化相反,往往表现为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心理边界模糊不清,情感和理智混杂一起。

  分化的基础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人与其成长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共生”与“分离”程度所决定的,它往往与发生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未解决的情绪依恋”直接相关,这种情绪依恋开始于生命早期,是儿童与父母关系的产物,常常表现为“慢性焦虑”特征,即“对他人的强烈需要”和“极易感受到伤害”。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自我分化水平在进入青春期后就已经很确定了,并且可能持续一生。

  就促进儿童及青少年自我分化的干预策略而言,改变家庭这一整个系统的效果远比单纯改变某一个体本身更好,因为单纯的个体改变虽然可以产生治疗效果,但是当他们回到家庭时,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很容易使得个体治疗的改变功亏一篑。


二.情感三角关系

  在人际关系中最直接的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两个人的系统是不稳定的。当系统存在焦虑时,第三个人的参与或卷入能减少两个人之间的焦虑并形成稳定结构。三角关系格局是一个移动的联盟和反应过程,其中一个人与另一个甚至与第三个人的交流影响到每一个成员的感受、理解与行为,人们彼此很敏感。鲍恩发现三角关系的重要功能并将其视为人类关系系统秩序的基石,是人类应对关系焦虑的自然选择。他在观察家庭三角关系冲突后指出:

  “处于平静状态时,三角中的两者会有一个愉快的情绪联盟,第三个则处于不受欢迎的‘外人’位置,他有两个去向:赢得两人中的一个的欢迎或遭到拒绝——本来计划博得欢心却遭到拒绝。在两人的热情冲突状态,‘外人’则处于受欢迎的地位,那两个中的情绪过于热烈者很可能将第三者带入冲突之中。”

  也就是说,一旦两个人(特别是分化程度不高的两个人)的关系面临压力时,便会把第三方扯进来,两人关系中的焦虑成分就可能会“溢向”第三者,或者第三者也可能是在情感上是被有计划、有预谋地被牵扯进来的。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当夫妻关系出现矛盾或不和谐时,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决定在此时生个孩子,孩子的出现将夫妻双方的注意力吸引到孩子的出生、养育和教育上去,从而缓解夫妻间的压力与焦虑。当夫妻已经有孩子时,冲突的双方或某一方,会不自觉地以“孩子”作为焦虑的“理由”,从而将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以便获得心理能量的平衡。

  那么,谁会试图将第三方拉入到冲突中来呢?一般在环境稳定时,两人关系的运作可以保持稳定,第三方也不重要。一旦面临压力,为舒缓压力,通常是那个分化度较低的人会试图将第三者拉进关系中形成三角关系,以此暂时转移、稀释双人关系的紧绷情绪与焦虑。因此,家庭关系及成员的整体分化程度越低,三角关系对于维持情感及情绪的平衡性就越为重要。而在分化良好的家庭系统中,即使在压力很高的情况下,人们仍可以维持情绪及情感的各自分离,系统平衡则不再依赖于三角关系。


三.核心家庭情感模式

  核心家庭情感模式指家庭系统中的某种典型性的情绪及情感互动模式。识别并改善这一模式非常重要。

  个体在婚姻选择和其他重要关系中,总是倾向于维持并重复自己内在的情感及情绪互动模式,并把这种模式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实际上,婚姻中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特定的分化水平,也有与其原生家庭关系密切的情绪互动模式。当两个同样具有较低分化水平的人组成一个家庭后,双方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具有“差异性”或“冲突性”的情感互动中,由此引发各种复杂的冲突。经过长期的情感互动,这个家庭将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家庭情感及情绪互动模式。

  人们通常会选择与他们自己分化水平相似的配偶,因为他们在家庭情感互动关系中具有“相似的”或“配合度极高”的互动模式,这就是所谓“缘分”或称“冤家路窄”。核心家庭情感模式这一概念反映的是家庭中一再出现的情感融合、粘连模式对个人一生及婚姻选择的持久性、重复性影响。

  临床事实证明,婚姻双方的分化水平越高,情感的融合、粘连就越低,关系就越可能被那些积极的成分——信任、诚实以及相互尊重——所强化。婚姻双方的分化水平越低,关系中所拥有的自我就越少,彼此对对方的情感要求、控制和冲突就越多。其结果是,一个对另一个差异的忍耐就越少,当差异不可避免出现时,焦虑就增加,婚姻关系中常常充满浩劫、勒索等冲突元素。也正因为双方的需求、焦虑和恐惧过于强烈,而使得彼此之间的信任、诚实以及相互尊重被抹杀。


四.家庭投射过程及代际传递

  家庭投射过程这一概念,旨在说明父母的“自我分化”缺陷如何通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传递给孩子,它专指父母将自己的不成熟与缺乏分化的状态(譬如,慢性焦虑及情绪化)投射到子女身上的过程,从而影响到孩子自我分化的完成。

  那么,谁会成为家庭投射过程的牺牲品呢?一般来说,在一群同胞兄弟姐妹中,父母通常倾向于选择所有孩子中最为幼稚、对父母情感依赖最强、或者与父母情感接触最多的孩子,作为他们投射的客体,而不管他(她)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不过,但出生顺序对这个过程具有影响。父母的这种投射过程及影响程度取决于下列两个因素:父母的分化水平以及家庭所承受的压力。

  鲍恩认为,家庭投射过程具有“代际传递”特征。代际传递过程指严重的家庭关系功能失调被概念化为一定程度的分化障碍,而在代际之间复制并放大。多代的感情关系是固着于情绪互动系统的,借助于这个情绪互动系统,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不仅有主观态度、信念、价值观、道德观,还包括了规范和自我理想等,其范围涵盖了自我所有的人格及心理内容。不仅如此,代际传递也包括某些人格问题及心理疾病的传递。鲍恩相信,一个人情感上的病症,包括出现与父母相同的低分化程度,是超乎个人而归诸于整个家庭及家族系统的,病人的问题是几个世代间的遵循“类基因模式”不断累积的结果,其间的所有家庭及家族成员既是行动者,也是接受影响的人。

  家庭投射及代际传递过程在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发生。受家庭投射过程影响较少的子女,则能发展出良好的自我分化。但是,当今中国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因此这些孩子都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家庭投射过程和代际传递的影响而面临分化困难。


五.情感隔离

  情感隔离是人们处理代际之间分化不良的一种方式。就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而言,代际间情感密切程度越高,情感隔离的可能性就越大。

  为了摆脱与父母过度亲密的关系依赖所造成的压力,一些孩子选择和父母彻底拉开距离,或者设置各种心理路障。他们或者远远地逃开,或者表现为沉默,避免彼此之间的身体接触,严重的情感隔离可能表现为对对方说的话毫无兴趣、有成见,甚至表现出对家人的冷漠与鄙视。这种情况下,孩子与父母双反都会感到不舒服。父母们通常会试图努力将孩子重新拉回到关系中来,有时会成功,一旦不成功,那个情感隔离并想要逃离的孩子将会走得更远。其结果,亲子之间“追求与疏远”游戏将会在家庭系统当中重复上演。

  选择情感隔离的孩子,他们误以为与家庭、父母在地理或空间上的隔离,或是运用心理路障,就可以将自己从家庭冲突中解放出来,达到心理和情感的成熟。实际上,这种应对策略往往是无效的,至少只能保证暂时或局部有效。例如,某位大学毕业多年的男生,从小一直受到母亲的过度控制、保护和管束,在考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一所异地大学,并且从不与母亲交流,并尽量避免回家,觉得“回家与父母在一起”没有意思。大学毕业后虽然被迫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但这个男生一直选择在和父母有距离的区域租房度日。这名学生正是运用了与母亲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隔离,希望使自己的情感成熟而独立。

  事实上这种情感的距离并不代表孩子和父母的情感真正的做出了分离,空间上的独立并不代表情感上的独立和成熟。和父母之间的未解决的依恋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绝不会因为距离上的分离就使未解决的依恋一笔勾销。就这个男生而言,他在大学毕业的许多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成家立业,事实上仍然几乎全额依靠父母提供的生活费而生活着。

  情感的隔离会使人更为脆弱,特别是在应激的情况下,越绝断亲密依恋关系的人越容易出现各种症状,临床上常见的是抑郁症状,或者是替换成在另一个融合纠缠型关系中获得安慰。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情感隔离会对当事人的婚姻产生特别重要的后果。配偶双方使用情感隔离而与各自的家庭距离越远,婚姻中的情绪进程和冲突就会变得越强烈。其结果是,一个用隔离来解决对父母依恋的人,可能也会最终选择用隔离来解决对配偶的强烈依恋。


六.同胞兄弟姐妹的地位

  根据鲍恩的理论,孩子在兄弟姐妹中排序的位置,可能导致他或她发展出某些特定的人格特征,因为出生顺序常常预定了他(她)在家庭系统内特定的角色和功能。

  一般来说,家庭中的长子女通常较其他孩子更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因为要代替父母做弟弟妹妹的“临时监护人”或时常要做出决定,而具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威,并容易受“愧疚感”的折磨。最小的孩子则常常扮演“被保护”的角色,因而较易形成“依赖型人格”或“自我中心型人格”。而处于中间的孩子,既没有权力也得不到父母的娇惯,往往感到“不受重视”,容易形成低自尊的人格。


七.社会退化

  社会退化是一个用于描述社会情感过程的概念。鲍恩认为,社会也像家庭一样,包含了分别指向未分化和个体化的两股力量。在慢性社会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焦虑气氛下,一个人可能被要求放弃自我的个别化而接受“整体感浪潮”的要求。

  鲍恩在关注家庭内部关系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外部社会环境对家庭的影响,这个存在于家庭系统之外的社会环境,是每一个人的生存所必须适应的、所有婚姻都与之斗争的环境。社会中的情感历程,会如同一个大的背景式环境,对家庭中的情感历程构成影响,从而影响到所有的家庭成员。这里的“社会性的情感历程”概念所涉及的是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与焦虑。譬如,社会压力大时,就会带来社区内的高犯罪率。此外,鲍恩还将性别、阶级与种族歧视等,视为不愉快的社会情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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