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案例中，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安娜·欧。尽管安娜并不是弗洛伊德亲自治疗的病人，但由于这个病例在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性，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安娜·欧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于1859年2月27日，卒于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门望族，历史上出现过几个智力不凡的人物，母系这一边的后裔中，其中一位就是有名的大诗人海涅。安娜的母亲长于交际，与当时许多著名的商贾、金融家和犹太社团领导有联系，其兄亦为有名望的绅士。
安娜幼年时期的情况所见不多。她的英语很流畅，并用法语和意大利语阅读，过着维也纳上流社会妇女的日常生活，骑马，做些刺绣。1888年，她与母亲定居法兰克福，此后她写过短篇小说和戏剧小品，出版过自己的著作，并热心于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在当地颇有影响。1954年，原西德曾发行一枚印有她画像的邮票，以示纪念。
按照布洛伊尔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长期并无神经症迹象。她非常聪明，对事物的领会迅速，有十分敏锐的直觉，智力极强，有很高的诗歌禀赋和想象力，“但受到严厉的和带有批判性的抑制”（《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下同）第1卷第35页）。她意志力坚强，有时显得固执，情绪上总是倾向于轻微的夸张，像是很高兴而又有些忧郁，因而有时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发育很差。布洛伊尔将她描绘成一位“洋溢着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岁。这年7月，她深爱着的父亲患了胸膜周围脓肿。安娜竭尽全力照顾父亲，不到一个月，她自己也出现了诸多症状，如虚弱、贫血、厌食、睡眠紊乱、内斜视等。按布洛伊尔的说法，“这段时间安娜和她的母亲共同分担着护理父亲的责任。”安娜的症状迅速加重，发展为肢体的痉挛和麻木，并伴有交替出现的兴奋、抑制和失神（absences）状态。12月11日，安娜卧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亲去世，“她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在这之后，持续两天的深度昏迷”。接着她似乎平静了些，但仍有幻觉和“失神”、睡眠障碍和饮食障碍，出现过语言方面的错乱和强烈的自杀冲动。布洛伊尔继续对她进行催眠治疗，通常的顺序是：
下午（安娜）处于困倦状态，接着，在日落时分对她采用深度的催眠，对此，她发明了一个技术性的名称“云雾”。如果在这个状态下，她能讲述白天发生的幻觉，思想清醒起来，显得平静而又快活，她会坐下来非常理智地工作、写字或画画直至夜晚。约清晨4时，她上床睡觉，次日又开始重复这样的顺序……（《癔症研究》，第1卷第40页）
随着治疗的推进，安娜的一些症状消失了，但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催眠的作用，因为布洛伊尔在一开始就强调说，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她从不受哪怕一丁点儿的断言的影响，而只是受争论的影响。”（《癔症研究》，第1卷第35页）所以对于安娜来说，症状的缓解不如说是自我暗示和宣泄的作用。
安娜的治疗过程几经反复，对她的症状、诊断和治疗的效果等都有众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两点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点就是布洛伊尔注意到的，当安娜在治疗中说出她的某些“幻觉”——其实应当包含引发症状的诱因——后，她的症状就会消失。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见一只狗从杯子里喝水的事件。文献中对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觉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论》译本序中提到过这个情节：
安娜还有一个特殊症候，就是有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在干渴得无法忍受时，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述自己童年时，如何走进她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的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了她的厌恶，但由于受尊敬师长的传统影响，只好默不作声。她在催眠中，恢复了她对这个往事的回忆，尽量发泄了她的愤怒情绪，此后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从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种症状可以用交谈法治疗，这个交谈疗法要在催眠状态下实施；并且，要使之有效，需采用大声说出症状的原始起因的方式”（理查德·沃雷姆：《弗洛伊德》，昆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也就是说，安娜在治疗中重新体验了以往的创伤性事件和相应的情感过程，症状由此而得以缓解。安娜自己称这种方法为“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或“扫烟囱（chimney-sweeping）”。显然，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后开始对他的病人实施催眠时所用的“催眠宣泄”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对其症状和治疗过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来，这只是学术上的分岐，但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尔在叙述安娜的病史时，说她在性方面的发育极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则认为：
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得到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它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对他的症状的真正解释；因此，布洛伊尔关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见将由此而和她的医生的意见大相径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第3卷第52页）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尔之所以在病史中对安娜的性发育如此强调，似乎与他要回避治疗中的某种尴尬、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有关。布洛伊尔后来是反对精神分析的很多说法的。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对治疗师来说并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几次对治疗室设置的讨论都涉及到治疗师在这方面的问题。现代精神分析培训强调反移情，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让治疗师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说，弗洛伊德当时就已经萌发了这样的观点：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难真正理解咨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着说：
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是，他好象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放弃了一切进一步的研究。他从未为此而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第3卷第52—53页）
所谓治疗关系背后有性的动机，纯粹是精神分析的论调，是否成立还有争议。但迹象还是有一些的。据《癔症研究》的编者说，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传》中曾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论著中也提到过所谓“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欧文·斯通在《心灵的激情》中颇具文学色彩的描绘，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腹痛症状，布洛伊尔及时赶去，却发现安娜已经认不出他了。他问安娜怎么会突然疼起来，安娜却说：“我快要生布洛伊尔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尔家里听说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还在反复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尔所说，她的病没有一丁点儿性的因素，那么，她在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幻觉症状中，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马上要生出她的医生的孩子这个念头呢？她怎么又会认不出布洛伊尔医生呢？是不是因为她如果认出了他，就不可能象对一个陌生人似地对他说：“我快要生布洛伊尔大夫的孩子了？”当她捧着自己如同没发酵的面包一样平坦的肚子时，她又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奇想呢？
斯通真是这位精神分析创始人的知音，他要是干精神分析这一行，肯定是个天才。弗洛伊德认为，布洛伊尔之所以放弃了对安娜的治疗，原因就在于安娜强烈的正性移情，换句话说就是他无法处理自己的反移情。这又是精神分析自圆其说的一个例证，因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来，布洛伊尔主要关心的是以心理治疗缓解某些症状，而安娜随后严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药已成为主要的难题，这是心理治疗无法治愈的。当然，可以循着精神分析的思路来对布洛伊尔提问：
——你为什么到后来就只关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药问题？
——你这是什么防御机制？
——你如此这般包含什么潜意识冲突？
但一直这样追问下去，就有可能动摇精神分析的治疗假说的根基。
从治疗上讲，安娜是一个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传统的催眠治疗，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后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泄”疗法，但在她的整个治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例如她与布洛伊尔之间的治疗关系、她自己所称的“谈话疗法”等，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位天份极高、聪颖而又敏锐的女子无疑在弗洛伊德创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