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弗洛伊德在1895年讨论自由联想遇到的困难时首次提出“移情”这一术语。弗洛伊德注意到，患者在进行自由联想时，并非始终处在“自由”状态，某种防御依然活跃并可触及，患者展示给分析师的关于他（她）意识之外的思想流，仍然包含了许多经过伪装的想法或感受。因此，这些报告出来的经过伪装的思想、感受，或许根本就不是患者未经筛选的“自由联想”，而是“防御性联想”。
患者为什么不能长久保持自由联想状态呢？因为移情，即：原先构成患者问题核心的那些冲突的想法和感受，会很快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并对分析师产生强烈的渴望、爱和/或恨等情感。移情所呈现的这种情感力量，也正是原来（早期创伤经历中）将起初的记忆赶出意识、形成压抑及内心冲突的同一种力量，此时它正投注于治疗师。尽管移情并非造成防御或阻抗的唯一原因，但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出现了移情，分析治疗的核心任务，就由原来的自由联想和对联想资料的解释，转向了如何处理移情、解除防御或阻抗。
弗洛伊德认为，究其形成机制而言，移情是在分析治疗情境中产生的一种“替换”现象，即以“分析者”替换“早期对象”。患者将自己原本指向过去某些重要对象的性的欲望（力比多）或攻击性（这一个内部过程）转向了分析师，并与之建立（复活或重建）一种新的关系，于是分析师成为患者力比多投注的新的客体。对患者而言，移情通常处于未能觉察的状态，是一个潜意识的心理过程。
（二）
关于移情对分析过程的影响，弗洛伊德的态度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在1895年他首次提到移情时，将移情看成是对分析工作的阻遏或阻抗，因为移情似乎妨碍了自由联想。但在1909年，弗洛伊德彻底改变了这一看法，不再认为移情是对分析的妨碍，转而承认移情对治疗具有积极意义。弗洛伊德意识到，移情并不属于阻抗范畴，尽管移情可能会导致阻抗或防御，但这种阻抗并非不可处置。移情与患者“逃入健康”（因为移情，症状暂时缓解或者消失，患者因移情而声称自己已经康复）没有必然的关联。相反，移情标注或反映了患者内心的重要情结。也就是说，因为有了发生于此时此地的移情，分析师可以借由对移情反应的观察与处理，达成对患者内心冲突的理解，并为治疗干预创造了条件。
在经典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移情关系中，至少包含了三个完整人物：一个主体（患者）、一个过去的客体（早期对象）和一个现在的客体（分析师）。即：移情反应通常涉及患者、过往的重要人物、分析治疗师，它是患者与过往人物的关系体验在分析情境下的重演。
美国当代精神分析家斯蒂芬﹒A﹒米切尔在《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一书中，记录了分析师以弗洛伊德方式对女患者格洛丽亚进行分析治疗的过程，揭示了经典分析情境下患者的移情反应。
格洛丽亚，一位20多岁的女律师，出生于美国西部大城市的中上层家庭。她接受分析治疗的原因，是她无法决定是否要嫁给和她同居了一段时间的男人。在分析的最初几个月，对这些疑虑、思维和恐惧体验的根源，逐渐追溯到了她的童年记忆：似乎所有的活动都让她暴露在某种“潜伏的危险”面前，每走一步，她都会设想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景。格洛丽亚回忆起自己从童年开始，就担心有什么“灾难”会发生在父母、亲戚身上。为此，她编出了一种具有幻想预测功能的游戏，譬如：当她转过一个街角，遇到的汽车是偶数，则显示一切正常；如果是奇数，则意味着将发生灾难。
分析师以“自由联想”方式对格洛丽亚进行治疗，即：在躺椅上不加筛选地报告自己所体验的任何东西。但随着分析的深入，格洛丽亚在自由联想时遇到困难，她不知道“应该”谈的是什么。为了避免无话可说的恐怖或尴尬，她就提前为治疗谈话准备详细的内容，有时她完全停止说话。经过分析师的劝导，她透露说她开始对分析关系感到焦虑，因为她难以理解和利用分析师对她谈话的回应，分析师对问题的陈述（话语）显得复杂而令人困惑：他（分析师）的反应似乎“太大”而她的头脑（内心）似乎太小了。
格洛丽亚早前还报告过一个梦：“我梦到自己还是５岁女孩，带着极大的兴奋等待父亲下班回家。当父亲到家时，他鞋上有些令人恶心的东西，很可能是他踩到的狗屎。不管他沾上的是什么，都是有点不吉利。”在梦的结尾处，格洛丽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不安。
格洛丽亚的弟弟正好在她５岁时出生。那时，她对“父亲使母亲怀孕的作用”有种模糊的认识，并因父亲给了母亲一个孩子而不是给自己一个孩子而感到非常嫉妒。与此相关的，她有许多关于她非常珍视的“洋娃娃”的记忆，也有许多和“弟弟”有关的可怕记忆，认为“弟弟的到来”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在３到６岁俄狄浦斯阶段，格洛丽亚与父亲的关系对其构成了重要影响，且具有核心重要性——这个出现在父女之间含有强烈性诱惑的关系，既让她感到兴奋，也令她恐惧、愤怒。在分析过程中，格洛丽亚脑海里曾浮现出许多父亲“半裸招摇而过”的记忆，可以理解，梦中的“孩子”或“弟弟”是一个象征层面的“父亲的阴茎”，格洛丽亚强烈地依恋于父亲，这种强烈的依恋之情，在梦中表达为“热切地等待爸爸回家”；而她与父亲关系中的性诱惑元素，则被凝缩为“父亲的鞋上的狗屎”；在体验及想象层面，弟弟已经不再指现实的弟弟，而是暗指“父亲的阴茎”，与“狗屎”联系在一起，并对此感到恶心。对“小女孩”格洛丽亚而言，父亲的阴茎是一个既富诱惑性又具侵凌性的力量，她担心或恐慌的是“自己小小的阴道如何能容纳这么大的阴茎”。现在，这种焦虑转移到分析情境中，则变成：分析师的反应和解释，如同父亲的阴茎，看起来巨大无比，神秘难解，既令她强烈兴奋又感到十分危险；她的心灵就像童年的阴道一样，狭小而脆弱；她渴望得到解释，但又害怕自己被它破坏。
格洛丽亚在分析情境中对分析师的焦虑和恐惧，是一种典型的移情，正好与她童年和父亲的关系中的某种与性有关的焦虑和恐惧体验是一致的。在分析情境中，在格洛丽亚的感受世界里，存在着“父亲”与“分析师”之间的替换，这种替换使分析工作的重点发生了显著改变，即由原来的“回溯童年历史”、“保持自由联想”转变为“如何面对与分析师的关系”和“如何处理移情和阻抗”。
弗洛伊德认为，分析情境中，患者“婴儿性生活”的某些成分会以固定不变的形式表现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这种情况下，患者的“早期神经症”就被分析情境中新的“移情性神经症”所取代。这里的“移情性神经症”概念是相对于患者的“早期神经症”和“现实神经症”而言的。早期神经症又叫婴儿神经症，指患者因早期心理创伤形成的内心冲突及行为倾向，现实神经症是早期神经症在患者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表现为现实人际不适及与此相关的内心冲突，它是患者婴儿神经症的新形式。移情加入了一个新的环节，即移情性神经症：婴儿神经症——移情神经症——现实神经症。显然，移情性神经症的症状由强烈的、持续的分析性移情所引发，也可称之为分析性移情，从本质上说，是早期神经症在分析关系中的转换。
其实，用“神经症”这个词来囊括发生在分析情境中的所有移情现象并不合适，因为力比多的转移或移情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即使是边缘型患者、自恋型疾患或其他自体缺陷者，他们处在非神经症状态，同样也有针对分析师的移情。不仅如此，他们可能不限于将治疗师看做是一个客体的替身，而且可能将其投射为自体，并显示出与神经症极不相同的移情现象。不论是哪种情形，患者在与分析师者的关系中，重复或重现一种早期关系，并投注一种与早期关系相关联的力比多，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移情的临床意义在于，通过力比多投注由一方（早期对象的主观影像）向另一方（治疗师）的转换，在患者内在疾病状态和真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区”或“工作区”，这就为分析师理解患者内心的核心问题以及现实生活面临的困难，提供了一个直观而具体的通道。
移情在精神分析技术及理论体系中占据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既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分析手段，也是危及治疗关系和治疗者的风险的主要来源。一般而言，患者零星而偶发的移情反应经常出现在分析的早期，而持久而顽固的移情反应则更多地出现在分析的中后期；治疗初期患者对分析师的移情对于维系治疗关系而言暂时性地具有最强的动机，而治疗中、后期的移情则推动分析治疗关系进入更深入、更细腻、更富象征意涵的境界。可以说，经典精神分析的技术进展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移情作用基础之上的，这是弗洛伊德的重大发现。因此，是否容忍或促进移情发展，是否系统地分析移情，成为精神分析与其他治疗学派的分水岭。
（三）
与移情密切相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探究移情对分析治疗的影响。弗洛伊德在1912年提出“负性移情”和“正性移情”概念，并将正性移情进一步区分为对治疗工作“有益”和“有阻遏作用”两种类型。一般情况下，正性移情对治疗是有益的，但也可能因正性移情而诱发阻抗，妨碍分析工作正常进行。譬如，患者喜欢或者爱上分析师而“逃入健康”，因而回避讨论自己的问题，或者宣称自己已经被治愈，就是一种有阻遏作用的正性移情。
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在她的《自我与防御机制》一书中将移情区分为力比多“冲动性移情”和“防御型移情”，前者表现为某种婴幼儿型本能驱力在分析师身上发作，后者则表现为对分析者的拒绝、防御或挑衅性态度。安娜对移情的区分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正性移情和负性移情，但在概念上反倒不够清晰，临床意义不大。因为“防御”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冲动，或者说防御是因冲动所致，不论患者针对治疗师的情感是爱还是恨，是冲动还是防御，是接近还是逃离，对分析治疗过程而言都是有价值的。
弗洛伊德所谓“正性”和“负性”移情，是依据患者对分析师的情感体验来划分的，喜欢、爱等积极情感即为正性，抗拒、攻击、恨等消极情感则为负性。这种分类提示分析师，应特别关注并慎重处理负性移情。分析师对患者的正性移情往往充满期待，对负性移情则容易持回避否定态度。事实上，不仅病人会防御性地回避自己意识到负性移情，分析师本人也会潜意识的倾向于与患者同流合污，自觉不自觉地回避负性移情。而大多数负性移情（并非全部）对于分析治疗而言的确又是有害的，特别是那些长时间得不到关注的负性移情，或者缺乏充分分析的负性移情，会转化为患者的“负性治疗反应”，最终导致分析陷入僵局或致使治疗关系脱落。
如果治疗师和患者双方能够彼此坦诚面对负性移情，并在分析情境中讨论它，负性移情就可能转化为资源，而不是妨碍或阻遏因素。
在建立或维持治疗同盟的前提下，患者向分析师呈现自己的负性情感，可以被看作是分析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信号或指征。一位患者无法对他（她）的分析师表达愤怒，甚至觉察不到愤怒，有可能源于童年期对愤怒的防御。譬如，避免与暴躁的父亲（或母亲）发生冲突的最好方式就是忘却自己的愤怒，并相信父母的坏脾气发作是出于对自己的爱而非别的自私意图。转移到分析情境中，他（她）可能一味地相信分析师的善意，表现出对分析师的一贯顺从和尊敬，保持自我反省姿态而完全意识不到隐藏其后的愤怒。而现在，这位患者在分析治疗的设置条件下，向分析师表达了具有移情特征的不满、敌意或怨恨，这恰恰说明分析中的情感关系已经得到发展，治疗氛围趋于放松、细腻而安全，也说明患者开始能够更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更加自由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了。作为分析师需要相信，在中、长程精神分析中，患者对分析师强烈而持久的负性情绪大都肯定会出现，也一定需要进行分析。经历一段时间的分析，特别是在结束分析关系之前，对负性移情的讨论将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几乎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常识。
（四）
与移情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界定移情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能否将患者对分析师的所有反应都归为移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患者的哪些反应属于移情范畴？哪些不属于移情反应？这就需要一些清晰的临床界定标准。
以梅兰妮﹒克莱茵为代表的早期客体关系分析家，他们通过儿童分析工作得出结论，即：所有成人以后的行为，多半是其出生之后一年内所获得的关系的重复。基于这种粗浅看法，继而认为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的所有的交流，均反映着极早婴儿期的客体关系，都是早期“母婴关系”的移情反应。因此，他们倾向于不去区分哪些是移情，哪些不是移情，而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对移情的解释上。
移情是“分析情境下患者对内在世界的力量和关系的表达”，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客体关系学派的定义。在此定义下，移情意味着患者运用“投射认同机制”将内在客体关系外化，这个“内在客体关系世界”是在个体在发育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包括潜意识的性幻想、防御、自体表象、客体表象、客体关系体验等，它是个体过去经历与现实环境之间持续交互作用的结果。客体关系理论着重于考察患者如何施加潜意识的压力，迫使分析师将自己参与或卷入其中，并形成人际冲突与张力。其结论是，分析师所经历的混乱是患者自己内在世界对分析师进行“投射”以及分析师对患者的投射内容被迫进行“摄入性认同”的结果；患者拒绝接受分析师对自由联想内容的解释，反映的不是分析师的问题，而是患者自己的防御，即“假装着不理解”。由此，客体关系分析家认为，患者在分析中针对分析者和分析关系所呈现的一切反应都是移情，而分析师对于移情的一切反应，均被定义为“反移情”，而不是对移情的响应。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的分析家（譬如桑德勒等）难以接受客体关系学派这一扩大化的移情概念。其理由在于：如果将患者带入到分析中的所有东西（资料）都视为是移情，那么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就只存在一种关系，即移情关系，其他诸如治疗联盟、分析师的理性角色以及职业性质有关的治疗者角色就不复存在了。显然，这是对分析关系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建构。实际上，将“内部客体关系外化”这一宽泛术语与具有特定内涵、特定力比多特征的移情相混淆，设想患者的所有反应都是移情，这种想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导致临床上的混乱。
美国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家拉尔夫﹒格林森（Greenson）试图清晰界定移情的临床内涵，他在1965年描述到：“移情是某人现时的感情、驱力、态度和幻想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对该人而言不恰当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针对来自早期童年的特殊人物反应的替代。决定一种反应为移情必须具有两个特点：它必须是来自过去的重复，它必须是对现实的不合适宜。”也就是说，移情反应可以是对事态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或是对移情对象的某种情感异乎寻常，就当前情况（对象和情景）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在过去的情景中针对过去的那个重要客体而言，则是恰如其分的。例如，一个患者对他的分析师产生愤怒，如果是因为分析师在分析中不断接听别人的电话而打断了患者的自由联想，那么他的反应是与环境相符的，是现实协调的，是合情合理的，与移情无关。如果患者因此而狂怒不已，难以自制，或者相反地对分析师的举动完全无动于衷，那么这种反应的不恰当程度，提示这个反应可能是一种针对过去某一重要对象（譬如父亲）的情感的重复，是对分析师的移情。不过，如果还原到过去的情景中，就患者童年时期针对那个忽视自己的父亲来说，这种狂怒则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也就是说，患者行为的不恰当性，无论是强烈的愤怒，还是无动于衷或病态忍受，都可能是移情的标志。
实际上，格林森对移情的限定条件仍有不足。譬如一个人的性格现象，它来源于过去，并且是对过去的重复，而且也是不合适的，即不必要的或夸大的，符合格林森的“过去的重复”和“不合适宜”两个条件。然而，这种存在于当事人日常生活中的“性格现象”（譬如权威崇拜或权威畏惧）与在分析情境中产生的、针对特定分析师的、具有特定内容的情感和幻想，有本质的区别。可以想见，移情这个概念，除了“过去的重复”、“不合适宜”等基本特征之外，还应加上“分析情境”、“特定指向”和“特定内容”等限定条件。移情是患者历史记忆中的客体关系体验在当下分析情境中以一种相对未受污染的形式进行的发掘和重演，在分析情境之外，虽然我们也会使用移情这一术语，显然不能苟同于分析过程中出现的“移情”现象。也就是说，临床意涵的移情只存在于分析情境中，而不可能见于其他场合。
需要强调的是，移情不仅对于当事人和当下情境而言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本质上说它是一个幻象，尽管这个幻象对治疗而言不无意义。说移情是一个幻象的道理在于，如果患者将分析者内射为其最初内部投射的形象，则分析师就不再是患者真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个分析者了，而是一个“幻想”出来的客体，或者说真实存在的分析师只是这个“幻想客体”的载体而已。
桑德勒等强调，作为普遍存在的、多层面的移情，应该包含了发生在患者与分析师关系中的具体内容，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情感现象。他主张不应该只考虑什么是移情，什么不是移情，而应更多地理解出现在分析情境中的不同的、特别是针对分析师的关系的那些具体想法与观念。
另一项关于移情的富有价值讨论是库珀（Cooper）的看法，他在1987年指出，历史上简单地将移情的概念视为过去的关系及体验在当下情境中的再现，不能很好地与目前临床和理论的要求相符。他对涉及移情的“历史”和“现代”的不同观念做了区分。他指出，历史的观念是“移情是一种早期关系的重演，对移情解释的目的是获得对早期婴儿关系以错位或受损的方式作用于分析师身上的内容得理解，发现病人生活关系的模式。”与之相反，现代的观念则视移情为“新的体验胜于将之视为旧的经验的重演，对移情解释的目的在于将所有这种包含了过去内容的新的体验如何在患者的意识中呈现。”也就是说，在移情解释中，重意义的发掘胜于重与过去的联结。
（五）
结论是，移情是指患者在特定分析情境中产生的、针对特定分析师的、具备特定内容和意义的情感、冲动、态度、幻想和防御等不恰当体验，这种体验与个体童年早期的某些重要客体的交往有关，其中，患者无意识地用分析师置换了原先的重要客体，并将与此相关的交往体验置于当下的关系和情境之中。同时，移情可以被视为患者在与他人发展新的关系时的一种特别的想象，这种想象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退行或重复，而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具有艺术性的、创造性的、探索性的工作。在与分析师构建的分析情境中，在一种真诚而共情的氛围中，移情以其具体的内容和特定的情感反应，不仅在现时呈现了过去，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朝向未来的发展，而非回到以往。
（南岛/向程）
